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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句最朴素的新年祝福，正被一场静默而汹涌的科技革命重新定义。翻开《生物红利时代：下一场科技革命浪潮与财富新机遇》这本书，你会看到，生物技术的跃进，将使我们享受更安全、更健康、更富足、更快乐、更长寿的生活。它正重塑着人类健康与寿命的可能，也在铸造一种全新的资本形态——生命资本。

　　书中指出，美国以外的生物科技公司，正面临“估值洼地”，但这恰恰意味着：当一家公司跨越临床验证的临界点，全球资本便会如潮水般涌入，形成“成功孕育更大成功”的飞轮。

　　读这本书，不是为了追逐风口，而是理解未来十年最大的财富机遇，或许就藏在一款细胞疗法或一家被低估的本土生物科技公司之中。真正的红利，属于那些有耐心、能穿透短期波动、看清长期结构性趋势的人。

　　生物科技正在成为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行业，并展望其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数十年内，新的“苹果们”“亚马逊们”“谷歌们”“微软们”极有可能来自生物科技领域。推动生物科技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些生物科技公司面临的挑战又有哪些？

　　推动生物科技行业进步的六大关键结构性因素是：科学进步；人口结构变化；股权基本面强劲；伦理投资兴起；监管环境改善；公共部门和政府支持。

　　生物科技公司的科研进展正逐渐让现实变得像科幻一般。这场生物科技革命的背后，除六大结构性驱动因素外，更依赖于以下三大相辅相成的指数级力量：计算机运算处理成本下降（摩尔定律的显著效应）；人类基因组测序费用骤降；全球科学家、医者与监管者凭借这些发展迅猛的技术，协作能力日益增强。

　　作为几乎所有技术进步的基石，摩尔定律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是驱动人类整体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我有生之年，每投入1单位货币，计算机处理能力已提升10亿倍之多。摩尔定律堪称奇迹，不仅见证了人类卓越的创造力，更成为我们未来实现无限可能性的根源。

　　同时，人类全基因组测序，即完整读取个人全套遗传密码，其成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1亿美元下降到不足1000美元。重要的是，这对我们抗击疾病，找到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及痴呆的有效治疗手段，乃至攻克人类所有已知疾病具有深远的意义。

　　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科学家以10年甚至5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驾驭生物学。同样的指数级进展，也出现在太阳能的成本与效率、量子计算技术、引擎效率、芯片设计、电池技术等领域。

　　尽管科学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出于一些强大的结构性原因，人们对医疗的需求正呈爆发式增长。世界各地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肥胖和一系列“现代疾病”急剧增加，全球财富水平亦在同步提升。

　　大多数疾病是老年性疾病。大约80%的肿瘤病例发生在55岁以上的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罹患肿瘤的风险也在逐步上升。还有许多重大疾病也呈现这一特点。因此，随着全球人口寿命的延长，人们对医疗的需求也在稳步增加。

　　肥胖问题亦是如此。在当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有 1/2 ~ 2/3 的人口被归为肥胖或超重者。发展中国家也在追赶这一趋势。与年龄因素相似，肥胖也显著增加了患病率。据估计，全球糖尿病患者已逾5亿人，这一惊人的数字与肥胖率上升息息相关。

　　这两个因素不仅共同推动了人们对各种医疗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急剧增长，而且权重还在逐年加大。以全球最大的专注于糖尿病护理的企业诺和诺德为例，目前其市值已超过3500 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市场，且多年来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许多知名市场评论员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医疗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未来大部分非洲市场将显现出巨大潜力。

　　成功的生物科技公司展现了一系列诱人的“股权基本面”，包括强大的定价能力、高利润率、长产品周期，以及专利保护所形成的高进入壁垒。

　　更重要的是，从纯投资的角度来看，生物科技公司所在行业拥有空前庞大的资金实力。2023年，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估计，生物制药和医疗技术公司可用于投资及并购的资金约为1.4万亿美元。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领域也有同样庞大的资金规模，专注于支持制药和生命科学类公司。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资金可用于推动生命科学进步，并可能抬高相关公司的身价。庞大的资金投入表明，任何能证明自身价值的公司都会吸引诸多潜在买家。

　　“伦理投资”风潮正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近年来最大的投资主题之一就是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理念。尤其是2020~2021年，欧洲的ESG投资几乎占据所有新增资金流入的半壁江山。

　　生物科技和医疗保健行业在 ESG 各方面的表现一贯优异。丹麦领先的声誉情报公司瑞谱泰克（RepTrak）在2021年将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行业评为ESG表现最佳的领域。尽管动物实验仍是该行业的一大挑战，对其ESG评分确有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患者治疗效果的广泛积极影响所抵消。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理性的科学家认为，动物实验的时代即将结束，替代技术在这一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前景。

　　无论动物实验未来何去何从，生物科技行业都极有可能独占鳌头，成为 ESG 投资增长的最大赢家。这一趋势极有可能具有持久性，并将在未来长久延续。

　　尽管预估结果有所不同，但平均而言，将一种药物推向市场需耗资近30亿美元，耗时约 10 年。巨大的成本和时间投入，与药品获批的监管要求息息相关。因此，任何能够加速这一过程或降低成本的举措，都将显著提升该行业的整体价值。可喜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趋势持续向好。全球各地的监管机构资金更加充裕，政策和资源支持力度不断增大，对复杂的尖端科技也日益熟悉并逐步接受。

　　例如，美国在2023财年预算中，拜登政府拨款625亿美元给国立卫生研究院（它是美国主要负责开展和支持医学研究的联邦机构）；截至 2020 年，欧洲投资银行已为多个全球医疗保健相关项目慷慨解囊，提供了近 350 亿欧元的资金；在 2021 年的预算中，印度政府将医疗保健支出同比提高了137%，并将医疗保健列为国家预算的首要任务。中国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显示，力争到 2030 年将健康服务业总规模扩大至16万亿元人民币。

　　尽管生物科技行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未来前景令人充满期待，但这条道路并非坦途。即便在全球最先进的国家，许多投身生物科技领域的公司也正面临一系列特有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正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行业的发展。

　　在进一步探讨“生物红利时代”众多令人兴奋的元素之前，我认为首先审视这些挑战非常有必要，哪怕是为了引起关注。因为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该行业真正发挥出全部潜力。

　　尽管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拥有卓越的科研实力与深厚的学术底蕴，但在公司创立与价值创造方面，却远远落后于美国。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拥有杰出科研实力的地区，尤其如澳大利亚等地。

　　有诸多结构性因素造成这种差距。首先，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学术领域普遍缺乏创业文化。许多美国大学积累了数十年将学术成果商业化的丰富经验，并建立了完善的技术转化体系与风险投资基础设施，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在美国，投身生物科技或医疗健康领域的学者不仅肩负着教学与临床职责，往往还会创办一两家甚至更多的生物科技或医疗技术公司，这种“学术与创业并举”的现象不胜枚举。

　　在英国及欧洲其他地区，创业氛围远不及美国浓厚，甚至有不少学者和临床医生对此抱有某种鄙夷，认为将学术成果商业化有违学术道统。这种情况又因许多欧洲国家的税收制度，以及相关投资行业的运作模式而雪上加霜。更确切地说，在推动生物科技进步与财富积累方面，投资行业往往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无论一项科技进展多么卓越，要将其成功商业化并惠及患者或客户，往往都需要数千万乃至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然而，美国之外的生物科技公司，将遭遇显著的融资困境。其背后深藏着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多重原因。

　　高度分散的投资市场。相比于美国仅有一个主要股票市场，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多达15个，为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上市渠道。由于市场过于分散，每个欧洲国家或澳大利亚的单体股票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资本深度也明显不足。因此，有能力且愿意支持企业，特别是生物科技企业的资金总量大幅减少。

　　尽管我们常以为投资资本是全球化的、流动性强的，市场是高效的，但这主要适用于规模庞大的公司。然而，对于成千上万规模较小的公司，即世界上大多数企业来说，股票市场依然极具地方性和局限性，远未达到真正的全球化。

　　一般来说，投资行业将市值低于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归为“小型公司”。这些小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本地的投资市场来获得资金支持。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法国、德国、北欧国家、澳大利亚、日本或韩国的企业。

　　小型公司的投资者多为通才型。早期的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大都被定义为“小型公司”，而专注于小型公司投资的往往是通才型投资者。这些投资者需要关注经济中各个领域的小企业，每年他们可能要接触数百家公司，覆盖的行业五花八门。

　　早期的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估值依赖未来成功概率与潜在收益折现，而非传统财务指标，且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因此，大多数通才型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缺乏深厚的专业背景来评估这些涉及复杂科学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和舒适区，并且估值难度较大。此外，有效投资生物科技需构建包含10~20家公司的分散化组合以对冲高失败风险，这意味着大量精力与资本投入，进一步劝退非专业投资者。

　　凭借在英国生物科技行业工作期间的经验，我大致发现：在英国最大的 50 家投资公司中，仅有6家曾投资英国小型生命科学公司。即便是这些少数勇敢的投资者，其投入也是极其有限且不稳定的。这种现象不仅在英国普遍存在，在其他美国以外的市场也同样显著。

　　若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因过于专业化而难以赢得大多数小型投资者的青睐，那么转向那些真正洞悉其价值的专业投资者，是否就能破局呢？然而，这正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的又一例证。问题在于，大量生物科技领域的专业资金主要掌握在美国的投资者手中。如果你是一家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或澳大利亚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正在寻求1亿美元资金以推进某种癌症疗法，你或许以为，只需与这些专业投资者接触，并激发他们对公司前景的兴趣，即可获得资金支持。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历史上未曾有之。背后有两个看似平常但至关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人力资源问题。美国的专业生物科技投资者往往分身乏术，没有足够的时间关注来自其他国家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仅2020年美国就有78家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评估每个机会都需大量时间。面对全球数千家上市公司和数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必须精准筛选，几乎无暇顾及美国以外的小型公司。其次是“过犹不及”的资本问题。美国专业生物科技投资者往往管理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基金。若你负责30亿美元资金，并将投资组合控制在50家公司以内，平均每家持仓需达6000万美元。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投资日交易量仅50万美元甚至更低的欧洲或澳洲小型公司。此外，无论投资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所需尽调、跟踪的时间和精力几乎相当。从投入产出比看，关注小公司并不划算。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经典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理论一直认为，价格越低的商品，对潜在买家越有吸引力。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情况有时正好相反，尤其是当市场长期处于价格偏离、资源配置紊乱的失衡状态时，或者由信息不对称、投机行为及政策干预等特殊原因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况下。

　　简而言之，美国大型投资者倾向于为本土的生物科技资产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从多个层面来看，这对他们个人的投资决策更为有利。美国以外的公司，特别是那些羽翼渐丰，需要考虑上市的企业，常常陷入一个颇为棘手的“资金缺口”困境。

　　融资和投资方面的挑战，引发了美国以外地区产业发展的连锁问题。由于，生物科技公司在商业上举步维艰。由于它们在商业上难以成长和成功，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地，它们又被投资者、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视为风险极高的企业，导致投资资本更加匮乏，从而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

　　同时，在英国、欧洲其他地区、亚洲或澳大利亚，资金紧缺的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争夺科学家和高管人才。由于资金有限，它们难以提供与美国公司相当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据估计，在英国一位拥有生物技术相关博士学位的年轻科学家年薪为5万美元，而在美国则可超过7万美元。在高层管理方面，具备引领生物科技公司发展所需的科学和金融能力的高级人才本来就稀缺。加上美国的公司估值更高，精心设计的股票期权方案且税收政策更加有利，导致这些地区的人才外流问题严重，许多亚洲或欧洲国家的优秀高管更倾向于前往美国发展，而不是留在本国助力本土产业建设。

　　这些挑战已经严峻到许多海外生物科技公司，选择忽略本国的股票市场，转而寻求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2018—2021年，有22家欧洲生物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澳大利亚也有数家公司效仿。同期上市的14家英国生物科技公司中，多达11家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这意味着，一家公司的重心转移到了美国……最终，英国本来可能受益的就业岗位、利润和税收收入都流向了美国。

　　尽管长期面临严峻的融资困境，但许多活跃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生物科技公司正处在实现实质性商业突破的临界点，这表明该行业的未来潜力远超过往，前景令人期待。

　　关键是，这往往是此类公司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意味着它们终于进入了那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全球投资者的视野。许多大型投资者早已对这些公司进行了详细评估，并愿意投入重金支持它们，但前提是这些公司在下一个临床转折点取得积极成果，并且有足够的流动性，从而让投资者能够顺畅地注入资金，实现资本效益最大化。

　　不妨将这称为“投资者阶梯”理论。随着公司的不断进步与成长，它们逐步触及一系列“加速契机”或更高层级的投资者群体。这也意味着，当公司最终跨越临界点时，其价值可能会迅速攀升。

　　对于已在股市挂牌的公司而言，推动其股价进一步上涨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便是纳入股票市场指数，即“指数化”。在全球范围内，当公司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便有望被纳入诸如英国富时250指数或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300指数等主要股票市场指数。关键在于，相较于未被股指编入的股票，全球更多的资本聚焦于指数成分股。

　　在欧洲和澳大利亚，有相当多的公司距离达到被纳入关键本地股指的规模已不远。这或将孕育出一个在美国以外的诸多地区未曾出现的中型市值生物科技公司生态系统。

　　随着一批市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成功案例的出现，生物科技领域将迎来更广泛的关注。大型投资银行也将在丰厚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其中。

　　如果未来生物科技行业涌现出更多的大型公司，在其他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投资银行将更积极地提供支持服务，而投资界的兴趣也会随之增加，为产业和经济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

　　成功将孕育更大的成功，涓涓细流很可能汇聚成滔滔洪流。这不仅将极大促进价值创造，更将显著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推动生物科学的全面进步。

　　在商业回报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如果这些公司顺利完成临床试验并步入商业化正轨，未来有望带来数千万美元乃至数亿美元的利润。

　　当然，该行业的公司在临床试验中可能失败或未能获得医疗器械的监管批准，确实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股价往往会大幅受挫。如果公司仅依赖一项核心资产，可能就此变得一文不值，这也是过去很多小型公司的通才型投资者对此避而远之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关于生物科技公司在药物治疗各临床关键阶段的平均成功率，已有大量研究可供参考。通过对过去20多年中数千项临床试验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Ⅱ期项目有约30%的机会进入Ⅲ期，而Ⅲ期项目被批准的概率约为52%。如若聚焦过去一直显示出较高成功率的疾病领域和药物开发方法，我们有望进一步突破该平均成功率。随着创新技术被应用于药物开发，平均成功率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在美国以外地区，有许多公司估值介于数千万到数亿英镑、美元、欧元或澳元之间。如果这些低估值、高潜力的公司成功商业化，它们很快会产生与当前估值相当的利润。总体来看，如果有人想关注这些类型的公司，可以尝试构建一个投资组合，其中部分公司的估值“1年或可回本”（即市盈率为1）。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有投资者将此视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中的佼佼者将实现数千万美元乃至数亿美元的利润。市场会将这类公司的身价推升至10亿美元以上，甚至有望将其纳入股票市场指数。抑或是，此类公司将被那些急需拓展产品线的大型制药企业收购，以便将其知识产权收入囊中。

　　随着小型公司成长为中型公司，它们不仅在全球资本眼中变得更具吸引力，也开始受到大型制药公司负责甄选收购目标的业务拓展专员的青睐。随着这些公司跨越关键临床里程碑并不断壮大，它们最终达到足以吸引资本雄厚的投资者的规模，而这些投资者正掌控着巨额资金。正如前所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估算，截至2023年底全球制药行业拥有近1.4万亿美元的收购储备金。在未来数年间，巨额资本亟待投出，大型制药公司需引入创新技术，以确保未来的营收与利润持续增长。

　　一些即将崭露头角的技术及其衍生的治疗方案，或将成为头条新闻，吸引更多的媒体关注，为行业发展添砖加瓦。

　　当今世界正上演着种种“超魔力”，科研成果越发呈现出科幻色彩。如果某家公司成功提供一种癌症或遗传疾病的有效方案，其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可能性将远高于其尚处于早期阶段、距离实现该方案尚有数年之时。同样，相较于实验室中那些激动人心却尚未验证的设想，一款真正上市的创新医疗设备，若能挽救成千上万条生命并为医疗系统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成本，无疑更能吸引媒体关注。

　　随着对科学进展速度的理解日趋深入，越来越多的革命性疗法登上新闻头条，无论它们是针对癌症、糖尿病、囊性纤维化，还是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抑或其他疑难杂症，社会各界对该行业的整体关注将水涨船高，蔚然成风。

　　众多生物科技公司在市场上的商业成就，加上若干标杆性成功案例，最终将吸引更大规模的投资群体的关注，并将更多的资本注入美国以外地区的生物科技公司。